模仿偽造。同時代模仿的，如明代沈周（啟南）、清代王翚（石谷）和近代齊白石等，本人在世時就有模仿品，傳到后世，鑒別不易。近代紹興有人利用趙之謙用剩的舊信?，偽造趙之謙信札，很容易迷惑人。相對來說，后人仿古人，因為時代風格不一樣，鑒別比較容易些。我們工作中碰到的大量偽品，紙絹用染色、煙熏等辦法做舊，藝術水平較低。有的甚至連真跡也沒有看見過，就瞎寫亂畫，例如1949年前《中華名畫》印出的所謂北宋米芾《白鵝換書圖》，上面有蘇東坡、唐伯虎、王石谷、惲南田等人題字，憑空杜撰，毫無根據，筆墨惡俗不堪，這可算是偽品中的劣品。仿古偽作，水平高下懸殊，1949年前《金石書畫》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《睡猿圖》，好像氣息很舊，實為近代張大千偽造。這里需要指出的，早期臨摹本，如宋人摹顧愷之的《洛神圖》《列女圖》等，雖非真跡，仍有它重要的歷史、藝術研究價值。

由于時代風格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，因此，它在藝壇上具有支配力量，任何書畫家都要受到它的影響和制約。舉例來說，漢朝書法家陳遵，決不能寫出楷書來，為什么？道理很簡單，因為楷書要到唐朝顏真卿、柳公權時代才完全擺脫隸意，真正確立。中國繪畫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晉顧愷之，是六朝三大畫家之一，可是從他的《女史箴圖》卷、《洛神賦圖》卷（都是早期摹本）來看，人物畫得不錯，山水卻很幼稚，畫樹像“伸臂布指”，畫水則“水不容泛”，人大于山，比例也不恰當。這并不奇怪，因為東晉顧愷之時代，山水畫還沒有成熟。再如唐朝晚期孫位《竹林七賢圖》殘卷（舊題《高逸圖》卷），是現存國內的浙江古代畫家中早一件珍品，人物描繪得非常生動，樹石卻并不高明，同樣也是這個道理。

除了“鑒”以外，有時為了辨真偽，還得借助于書畫家傳記、書畫著錄、有關詩文、歷史知識、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證。我曾先后見過兩本一模一樣的明朝徐渭寫的《金剛經冊》，署款：“萬歷二年歲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長徐渭奉母命沐手敬書。”稍加考證，漏洞百出。萬歷二年干支是“甲戌”，不是“癸酉”；徐渭十四歲時嫡母卒，四十八歲時生母卒，萬歷二年徐渭已五十二歲，嫡母、生母早已去世，豈有再“奉母命沐手敬書”的道理。當然，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時囑咐而寫，但根據時代風格、個人風格以及印章、紙質等來判斷，這兩本字冊肯定是偽品，或即是紹興本地區的假貨——“紹片”。又見清朝初年畫家蕭云從山水冊，自題作于康熙戊午，而蕭云從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，戊午是康熙十七年，絕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來作畫。書畫家的生卒年代，對于鑒定書畫真偽非常有用，但要注意：一是史傳的可靠性。就浙江歷代畫家而論，王冕、陳洪綬、金農、錢杜、費丹旭、任熊、任頤等，或生年，或卒年，不少史書記載有錯誤。二要考慮書畫家本人有寫錯干支的可能性。我們不能孤立地認為干支寫錯，書畫必偽，要善于用聯系的觀點，多方面進行審查，有了把握，再下結論。